[网文] 古时候的夏天有多热？叫人不敢想象！

进入大暑节气后,很多地方进入了“烧烤”模式。那么,古代夏天有多热?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 年。当时,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天津:“苦热,土石皆焦……”河北高邑:“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

西周时期“七月流火”

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直到明清之后才开始丰富、详细起来,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不足。

古人形容夏天炎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七月流火”。此说出自《诗经·国风·豳风》中的《七月》一诗,诗歌开头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

对这一解释,不少饱学之士曾有异议。有人认为,《七月》所写所记的是当时的农时农事,对四季变化与飞鸟、动物的关系很敏感。如“七月鸣,八月载绩”,,即伯劳鸟,每年6月21日前后的夏至时节开始出现、鸣叫,冬至去,古人称此鸟为“司至之鸟”。所以,三国时魏国儒学大师王肃谈及《七月》一诗时称:“蝉及皆以五月始鸣,今云七月,共义不通也。古‘五’字如‘七’。”王肃的言下之意是“七月流火”实为“五月流火”。

“七月流火”被现代人用来形容天气炎热,也曾引发颇多质疑。据考,把“火”理解为“大火星”,最早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撰的《汉书·律历志》中的学术观点,此后便被持“大火星说”者据为经典。其实,班固的观点也仅是一家之言。因为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的原意可能的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凉”。《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摄氏度。而且《诗经》中的诗歌采自民间,如果说创作者那时就知道“大火星”一说,并无证据。因此“七月流火”在《诗经》中的原意未必是说“天气转凉”,反而可能就是形容“天气炎热”。

退而言之,即便“七月流火”有天气转凉之意,也侧面说明西周时期的夏天非常炎热,不然诗人怎么会有天气转凉、气温下降的深切感受?

南宋嘉定八年

“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

气候学家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相应的也有四个“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外,其他三个总是交替出现。

相对来说,热灾多发生在气候“温暖期”内,明显多于寒冷期。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内,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这一年“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热,民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当时的皇帝是赵扩(宁宗),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清乾隆八年

“京师威暑”河北高邑“日中铅锡销化”

然而,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兹录几条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续东华录》)

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同治《续天津县志》)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民国《高邑县志》)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乾隆《浮山县志》)

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乾隆《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

史上最热夏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1743年7月20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

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华北先后出现了两次极端高温纪录,分别为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应对极端高温天气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咋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

在“热灾”发生时,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如唐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仓粟赈贷”;在史上最热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高宗)当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

连皇帝都“检讨”了,如果主政官员在高温季节犯有过失或不作为,当然更要被问责。唐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适(德宗)曾将犯有渎职过失的长安市市长(京兆尹)韩皋撤职。

原标题:古时候的夏天有多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