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 法国回流两册《永乐大典》管窥

以下文章来源于杭州国家版本馆，作者张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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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国家版本馆又名“文润阁”，是承担以版本收藏保护、保藏研究为主要任务的中华版本传世工程“一总三分”保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异地灾备库、江南特色版本库及华东地区版本资源聚集中心。

本文作者：张璞（杭州国家版本馆 副馆长）

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8期 总第388期）

摘    要 《永乐大典》是国之瑰宝，对辑佚古书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可惜只有百分之四存世且散于世界各地。2020年突然有两册书在法国拍卖会现身，后经国人出巨资拍得，最终克服疫情影响得以顺利回国，整个过程为海内外关注。本文试从国宝的出现及回归、形制、装潢、材质、引文情况等方面进行梳理，为世人揭示两册的概貌。

600年前，明成祖朱棣下令修纂《永乐大典》。该书前后耗时6年，共有3000多人参与编撰抄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七八千种文献，原文收录了大量唐宋元明文献资料，很多被收录的古籍已经佚失，所以《永乐大典》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难以估量，是中华文化的宝库。由于篇幅过于巨大，一直没有付印，且藏于内府，世人无法看到。只是到明嘉靖时期又重新抄录了一部，副本的内容、格式、装潢等严格按正本规制。遗憾的是副本完成后正本即神秘消失，成为千古谜案，目前世人所见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副本。嘉靖本数百年来也屡遭厄运，历经清宫监守自盗、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时至今日仅存400余册800多卷，且散落世界各地30多个公私收藏机构。

杭州国家版本馆又名文润阁，2022年7月30日建成开放，是中华版本传世工程“一总三分”版本保藏传承体系的一部分（一个中央总馆在北京；三个分馆分别在杭州、广州、西安），肩负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和版本资源灾备中心的重任。该馆成立伊始即展陈了刚从海外回流的两册《永乐大典》，一册为卷2268–2269“湖”字册，另一册为卷7391–7392“丧”字册。每次消失多年的瑰宝重现人间都是文化界的盛事，不只是文物数量上的增加，也为我们管窥各类佚失久远的古代珍稀文献提供了新的来源。据刘军的《民国时期永乐大典残部在世界各国存藏情况梳理》[1]，1911–1939年间所有关于永乐大典的收藏记录里均没有这两册书，可能20世纪初就已经流失海外。

笔者为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工作人员，有幸能亲身参与国宝回归的过程，并近距离观看两册《永乐大典》的全貌，本文试图对该两册国宝的回归、装潢、内容等情况作初步介绍和探讨。

1  两册《永乐大典》出现及回归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蔓延全球，6月份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发布最新拍卖信息，其中包含两册《永乐大典》。国内大部分人对该拍卖行都比较陌生，它是巴黎当地的一家地方性中小型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中心地带，成立于1990年[2]。受疫情影响，中法两国人员往来不便，国内有识之士只能通过书影作初步鉴定，国内公藏单位更是来不及报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老师获悉后，随即向对方索要细图，对方发来了39张图片。面对这些图片，他写道：“其间，我又多方查阅相关文献，以判别真伪。当时，疫情汹汹，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但此物乃我国古籍中之白眉，收藏家梦寐以求之物，经眼触手皆是荣幸，若能购买回国，更乃我辈古籍从业者之心愿与责任”[3]。随后，他与浙江藏家金亮先生沟通联系，说服金亮着手参与拍卖事宜。法国巴黎时间2020年7月7日下午，两册《永乐大典》在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二号拍卖厅正式进行举牌拍卖，经激烈竞拍，最终由金亮先生以640万欧元的价格落槌拍得。两册《永乐大典》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家传，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任至上校军衔，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

《永乐大典》成功被金亮先生拍得后，又克服了疫情影响和重重困难，一年后的2021年两册国宝才完成所有手续，运至上海，2022年6月出借给还在筹建的杭州国家版本馆。

2  两册《永乐大典》的形制

两册《永乐大典》均属嘉靖本，卷2268–2269为“湖”字“湖名”事目（以下简称“湖”字册）；卷7391–7392“丧”字“丧礼”事目（以下简称“丧”字册）。两册书开本宏大，尺寸为纵50.2厘米、横29.8厘米。翻开内叶，正文均用明代官方台阁体书写，墨色深沉黝黑，仿佛新写而成。内叶版框纵35.5厘米，横23.2厘米，四周双边，红鱼尾，朱丝栏，全部手绘而成，且丝栏头尾有肉眼可辨的针眼。每半叶竖8行，各卷提名单行抄写，行格内事目大字单行抄写、小字双行抄写，小字行约28–29字。

两册书前后护叶均被裁切，前护叶整叶缺失，后护叶不规则裁切。“湖”字册前护叶缺失，留有整齐裁切刀口，仅在书背处留一宽度约3.7厘米纸条，掀开上层纸条清晰可见里面由三层构成，中间层仅约2.3厘米，最下层与纸钉剥离，纸钉上有残存纸屑，最下层纸条应是装订入纸钉里面，疑似有两叶纸被裁。后护叶右下角署名，边缘被上下齐整裁切，剩余约18厘米，约12厘米被裁切，署名叶上面留有一宽约3.6厘米的长纸条，中间藏有约2.3厘米窄纸条。“丧”字册前护叶残存约3.7厘米宽，后护叶署名部位残存约18.5厘米宽，这也符合存世永乐大典的基本特征。据内府档案，“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活计档）载：初四日，库掌大达色，催长舒兴金江来说，太监鄂里鲁交《永乐大典》双页纸二千零五十三张，单页纸三千三百九十七张，传旨：交杭州织造盛住毁造藏经纸送来。钦此”[4]。张升《永乐大典余纸考》说只裁切了后面有署名的护叶 [5]，从这两册书看，前护叶也被裁了，可能他们都没有看到过原书，只是根据资料推测。

“湖”字册后护叶题签“重录总校官为侍郎臣高拱 学士臣瞿景淳，分校官修撰臣徐时行 书写儒士郭宗义 圈点监生臣陈惟杰 臣林汝松”；“丧”字册“重录总校官为侍郎臣高拱 学士臣陈以勤，分校官修撰臣孙铤 书写儒士臣叶栋 圈点监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3]。根据李红英、汪桂海文章，“每册有六人负责，包括重录总校官正、副各一人，分别由侍郎、学士或谕德充任；分校官一人，由编修、检讨或谕德等充任；抄录一人，由写书官、儒生、生员、监生等相关人员充任；圈点监生二人”。从现存《永乐大典》统计，重录总校官共十一人，高拱、瞿景淳、陈以勤均在列；分校官共十人，徐时行、孙铤均在列，但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孙铤为修撰，而不是其他册签署的编修；书写儒生七十六人，郭宗义在列，叶栋是第一次出现；圈点监生四十五人，陈惟杰、林汝松、林民表、翁嘉言均在列 [6]。

3  两册《永乐大典》的装潢

由于两册书装潢形式均为硬纸书衣包背，较好保存了装潢的原始形态，有许多部分值得研究。

两书封面均有一个长条书签和一个方形书签（也称卷签）。“湖”字册封面较完整，长条封面书签和方形书签保留齐全，均为两层，下层为蓝绢，上层略小为黄绢，肉眼查看均应为原物。长条书签位于封面左上角，仔细观看可知，书签由两层构成，下层蓝绢尺寸略大，高约27.4厘米、宽约6.4厘米，上层黄绢尺寸略小，高约26.6厘米、宽约5.7厘米。最上层黄绢绘有黑色双框，外框宽约0.3厘米，内框细丝状，内书“永乐大典”大字和“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之二千二百六十九”两行小字。整个长条书签离书口约0.3厘米，离书首约0.4厘米，顶部蓝绢呈纤维状散开，原书应该是一样尺寸。方形书签位于右上角略居下，下层蓝绢高约 8.2 厘米、宽约8.1厘米，距书首约3.4厘米，距书背约3.85厘米。上层黄绢宽高均约7.6厘米，无框，内书“六模六十六”。“丧”字册封面保存情况略差，长条书签位置、形制都与“湖”字册差不多，尺寸略有差异。长条书签的蓝绢高约27.3厘米、宽约6.4厘米，距书口约0.5厘米，黄绢高约26.3厘米、宽约5.7厘米。手绘黑色外框略大，宽约0.5厘米，内书“永乐大典”大字和“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之七千三百九十二”。该册方形书签黄绢、蓝绢色泽与封面材质有明显差异，应为后补，文字缺失，右下角有残存纸片，依稀可以看到用墨水书写的“六□□”，应为后贴，经查阅资料，缺失“十八阳 六百九十八”字样。书签与陈红彦描述的“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 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7]略有不同，黄绢与蓝绢是上下两层，且方签底下也有蓝绢，应为重叠粘贴，而非镶蓝边。

“湖”字册封面、封底均与内叶分离，书脊处黄绢基本脱落，仅残存少量纤维。“丧”字册品相相对完整，封面、封底均与内叶连接情况良好，书脊处黄绢比前一册略好，整本书基本保持原貌。“湖”字册虽然出现封面与书叶脱落情形，但也提供了可以一探内部结构的机会。据观察可知，每册前后护叶被裁切残存的纸条由三层构成，最下层基本脱落，露出了纸钉。经观察测量，在距书脊约2.7厘米的地方均匀打了八孔，最上的孔距天头约5.5厘米，最下面的孔距地脚约5.2厘米，八孔用4个宽度约0.4厘米的纸捻用打结法缠绕固定，历经数百年完好如新。再查看“丧”字册，相比前册，前后封面均与书叶连接，保存状况较好，清晰可见被裁切的纸叶中间那张细窄纸条与书衣背面所贴的封纸是一体的，封纸略大，向里面延长2厘米，刚好用前后护叶将该延长部分含住，有效加强了书衣的连接强度。由于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前后书叶均被裁切，只剩下前后残留的纸条，无法看到护叶的原始形态，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每本书被裁切的护叶为四张，其中三张是整张裁切，有署名的那张不完整裁切；另外一种可能是上下两张纸条被裁的部分原来是一个整叶，与内叶尺寸一样，对折以后将封纸延长出来的部分隐藏在里面，完好的时候应该是看不到封纸延长部位，裁切后才露出来。此外，前后封面与内叶齐平，直接用黄绢连接，书脊处没有衬硬物，所以两册书脊处均出现脱落老化现象。

4  两册《永乐大典》的材质

两书前后书衣与书首、书口、书根齐平，均用深色黄绢紧紧包裹，绢面基本完好，边缘及包边部位磨损。“丧”字册底部书衣局部受潮变色，有霉变絮化现象。从该册封面边角磨损处可以清晰看到，黄绢下面的书衣纸板由十多层近似内叶的纸张组成，每一层之间肉眼看不出黏合剂痕迹，有可能是叠压硬裱而成。历时数百年硬度仍如木板一般，如果不是黄绢剥落，可能想不到也是纸质的。

与大部分存世《永乐大典》相似，内叶由于上下书衣加持，基本上没有大的损伤，历经百年富有古色又无火气，触摸感觉材质坚韧厚实。观察情况可知，“丧”字册部分书叶水渍污染，末尾数叶地脚处局部有受潮霉变、变色絮化现象，靠书脊天头部位，部分书叶呈向上卷翘状。“湖”字册略好。两书纸张的色泽、厚度、韧性等均与平常所见不同，关于《永乐大典》纸张产地，潘吉星先生认为是出自江西南昌西山的官办纸厂所产之楮皮纸 [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现存《永乐大典》为嘉靖时重抄之副本，是否仍为西山官纸局所产之纸有待考证[9]。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

5  两册《永乐大典》的引文情况

《永乐大典》被称为古代文献集成、辑佚渊薮，每发现一册都将对我们补遗、校雠文献提供宝贵的来源。全书按《洪武正韵》分列单字。“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每一单字下先注音韵训释，然后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载。杭州国家版本馆展陈的两册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经初略通读，现将两册书所引用文献情况、条数等作一简单梳理。

两册《永乐大典》均能与现有字册相连。翻看《〈永乐大典〉目录》，卷2260–2292都属湖字，共有33卷。事目为：卷2260–2271为湖名一至十二、卷2272–2274为诗文、卷2275–2292为湖州府一至十八等。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时的出版说明，此前“湖”字册有明确记录的共11册，国内藏有7册、越南藏有2册、日本藏有2册，其中越南2册原在越南河内远东学院，现已下落不明。国内“湖”字册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共7册13卷，分别为卷2262–2263、2264–2265、2270–2271、2272–2274、2275、2276、2277–2278。此次新出现的这册应属湖名九、十，前一卷收录的湖名均为两字，后一卷为三字，与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相连 [3]。该“湖”字册主要为地名，共涉及436个湖名，其中卷2268共记录了127个湖名，卷2269共记录了309个湖名。通读“湖”字册，旁征博引大量地方志，初步统计共摘录147种方志464条内容，还有大量诗词文集，共47种文集约153首诗词。

《永乐大典》卷7340–7505属“丧”字，共166卷。事目为：卷7340–7392为历代丧礼一至五十三、卷7393–7418为公卿士庶丧礼一至二十六、卷7419–7421为事韵一至三、卷 7422–7426 为议丧一至五、卷7427–7430为五经四书诸儒言丧、卷7431–7441为诗文一至十一、卷7442–7505 为《礼记》《礼仪》《仪礼通解》相关篇目。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整理，此前“丧”字册有明确记录的共12册，我国藏有11册（其中大陆藏有9册、台北藏有2册）、英国藏有1册。我国大陆“丧”字册也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共9册16卷，分别为卷7385–7386、7387–7388、7393–7394、7449–7450、7455、7456–7457、7458、7459–7460、7461–7462[5]。此次新出现的该册属于第一部分“历代丧礼”中“国朝成穆贵妃丧礼、谢妃丧礼”后的“国恤”（即帝后之丧），与国家图书馆藏书相连。该册卷7391起首为“丧礼五十一国恤”，卷7392起首为“丧礼五十二国恤”。主要围绕“讣奏、奔丧、賵赙、策赠、会丧、会葬、除服、丧礼杂制、礼废、始死终称、存没异称”等主题展开。

讣奏部分，引用杜佑《通典》13 处：“皇帝为外祖父母举哀”“为皇后父母举哀”“为内命妇宗戚举哀”“为贵臣举哀”“中宫举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为父母祖父母举哀”“东宫举哀 皇太子为诸王妃主举哀 ”“为外祖父母举哀”“宫妃闻父母祖父母丧”“太子妃为父母祖父母举哀”“中宫为父母祖父母”“皇帝临诸王妃主丧”“中宫临内命妇丧”“东宫妃临外祖父母丧”。引用《政和五礼新仪》7处：“皇帝为诸王以下举哀”“中宫为诸王以下举哀仪”“东宫为诸王以下举哀仪”“东宫妃为外祖父母以下举哀仪”“中宫为祖父母成服仪”“皇帝临奠诸王以下丧”“东宫临奠诸王以下丧仪”。

奔丧部分，引用杜佑《通典》10 处：“中宫后奔父母祖父母丧”“宫妃奔父母祖父母丧”“敕使吊诸王妃主丧”“敕使吊外祖父母丧”“中宫遣使吊外祖父母丧”“东宫遣使吊诸王妃主外祖父母”“敕使至奠诸王妃主丧”“敕使至奠外祖父母丧”“敕使至奠诸王妃主丧”“皇帝遣使吊诸王以下丧”。引用《礼记》1处：“丧大妃”。引用《仪礼》1处：“士丧礼”。引用《政和五礼新仪》4 处：“皇帝遣使吊诸王以下丧”“中宫遣使吊诸王以下丧仪”“东宫遣使吊诸王以下丧仪”“东宫遣使致奠”。

賵赙部分，引用杜佑《通典》“其賵赙之礼”。

策赠部分，引用《通典》“敕使荣赠诸王”“敕使荣赠外祖父母”。

会丧部分，引用杜佑《通典》1处：“制遣百察会王公以下丧”和《政和五礼新仪》1处：“皇帝遣百僚会丧”。

会葬部分，引用杜佑《通典》1处：“遣百僚会王公以下葬”。

除服部分，引用杜佑《通典》3处：“除外祖父母丧”“后除父母祖父母丧”“东宫妃除父母祖父母丧除外祖父母丧妃除父母祖父母丧服之制”。

丧礼杂制部分，引用杜佑《通典》1处：“周制服术有六”。

礼废部分，引用杜佑《通典》1 处。

始死终称部分，引用《通典》“檀弓”1处。

丧称部分，引用《杜预释例》1处。

存没异称部分，引用《丧礼会纪》1 处。

6  避讳及其他情况

翻看这两册书，还能看到许多处挖补后重写的痕迹，挖补处色泽与原纸略有不同。其中，“湖”字册还出现一处“贴黄”，该册第二十二叶“花屿湖”事目下，“七年定海县黄■■与沾利之民诉于省台”句，■■为“贴黄”。经翻阅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四“花屿湖”条，原文为“七年定海县黄国瑞与沾利之民诉于省台”，可见是这里盖住了“国瑞”二字。明太祖朱元璋，字国瑞，避瑞、元、璋、章 [10]。前人研究《永乐大典》避讳情况时，没有出现避讳“国瑞”的现象，这是首次看到实物。“湖”字册还夹带了一张旧纸，上书汉字“禄子”及几行外文，应为藏家夹入。

经过初步识读，右边的“禄子”下面的法语为“caractère Li”，应为“隶字体”的意思；左边的汉字“禄子”下面的法语为“caractère moderne”，应为“现代字体”的意思；最下面一行法语“Qui signifie Lou xxx（petit bonheur）”，大概是说明“禄子的意思是小幸福”。这里的“Lou xxx”，可能是“禄子”的音译。可惜这里没有留下书写者的信息，甚为可惜。

7  后续研究思考

“湖”字册两卷共53叶，约5万字；“丧”字册略薄，两卷共34叶，约3万字。含有先秦到元明之间的丰沛文献资料，除上面涉及的几种古书外，其主要价值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7.1  唐宋元诗词文集拾遗补阙

唐宋诗词文集历代都不断予以编修，如唐诗部分，有《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等，宋诗部分有《全宋诗》《全宋诗订补稿》《全宋诗订补》《全宋诗辑补》《宋代禅僧诗辑考》等，以及近年来期刊上发布的各类据《永乐大典》辑补唐宋诗的文章，但翻阅杭州国家版本馆展示的“湖”字册发现，可看到还有一些诗以前没有出现过。比如，“巢湖”事目下引有释戒珠诗《送吴九皋归巢湖》，戒珠为宋时僧人，查阅各类文集均未见该诗，可补阙。类似情况还有不少。

7.2  诗词文章版本与现有资料不一

“练湖”事目下录有顾松年诗《过练湖》，“行行何以慰吟观，负郭平湖万顷宽。两寺钟声烟外听，六朝山色镜中看。难追鸥鹭朋俦密，颇怪鱼龙窟蛰寒。请濯尘缨自兹始，为辞云水向长安”。经查阅《全宋诗》，“行行何处慰吟观”“颇怪鱼龙窟宅寒”两句均有一字不同。“石梁湖”事目引唐刘长卿诗《石梁湖忆陆兼》“故人千里道，沧波十年别。夜上明月楼，相见楚天阔。潇潇清林暮，袅袅凉风发。湖色淡不流，沙鸥远还灭。烟波日已远，音问日已绝。岁晏空含情，江皋绿芳歇”。经查阅《全唐诗》，卷149有刘长卿《石梁湖有寄（一作怀陆兼）》诗，“沧波一年别”“相思楚天阔”“潇潇清秋暮”等句均有一字不同。

7.3  为辑佚古籍提供了新资料

“湖”字册引用了元代官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元一统志》20 处，卷2268有12处，卷2269有8处。赵万里先生利用《永乐大典》校辑《元一统志》时，应该没有见过这册。又比如，《武陵图经》一书也已经佚失，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三百二十二卷《经学部汇考十二·经义考七·仪礼》记录，“叶起丧礼会经〈未见〉”。本册共引用17处，卷2268有6处，卷2269有11处。淀山湖事目下引了《经世大典》“淀山湖记”，该书已经佚失，经查阅清文廷式辑录的《经世大典》和周少川、魏训田、谢辉等《经世大典辑校》，无该篇记录。由此可见，“湖”字册对已佚宋元方志特别是各地方志具有非常重要的辑佚意义。“丧”字册中末尾存有《丧礼会纪》近五叶、约4500字，该书也已经佚失，如此大篇幅应是首次出现，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仅试举几处，以管窥《永乐大典》的豹斑。

此外，《永乐大典》的用纸历经百年雪白如新，产地也值得研究。乾隆时期裁切这些护叶甚至捣烂重新抄造新纸，说明当时已经无法生产如此优质纸张，大典用纸产地也成数百年来的谜团。清孔广森云：“承惠《永乐大典》护叶纸，故府珍收，前朝旧制。比澄心于宋纸，殊镜面于吴笺。”[11]对纸张的科学鉴定正在进行，将运用最新的科技检测设备和检测手段，对纸张的成分进行无损检测，尽可能揭开纸张的秘密。装潢形式前人的研究也不多，比如前后封面多层纸是否使用胶水，或者是通过什么工艺裱成一体，铠甲一般护书数百年不朽。“丧”字册书脊较完整，应该是《永乐大典》包背装潢的原始方式，经与国家图书馆有关人员沟通了解，目前国内所藏《永乐大典》大部分不是原装的，这册书有可能成为标本件。再有，封面黄绢是如何织就，能否复原相关材料用于以后的修复等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两册《永乐大典》失而复得是文化兴盛的一个标志，以上初步梳理只是开头，今后要运用好这一宝贵资料库，全面梳理地方志方面的文献资料，同时要加大研究力度，利用好这两册《永乐大典》，一方面从中尽可能收集整理各种已经遗失的文献资料，复原补充各类地方志，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其中记录的唐宋诗词、经部史部文献校雠留存的各类书籍。

参考文献

[ 1 ] 刘军 . 民国时期永乐大典残部在世界各国存藏情况梳理 [J].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学 刊，2022（1）：83–100.

[ 2 ] 秋思 . 两册永乐大典 6500 万回家 [J]. 中国拍卖，2020（8）：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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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翁连溪 .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 [G]. 扬州：广陵书社，200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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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李红英，汪桂海 .《永乐大典》录副诸人考略 [J].文献，2008（3）：107–117.

[ 7 ] 陈红彦 .《永乐大典》六百年 [N]. 光明日报，2009-09-17（10）.

[ 8 ] 潘吉星 . 中国造纸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21.

[ 9 ] 易晓辉 . 两册永乐大典用的什么纸 [J]. 中华遗产，2009（9）：126–127.

[ 10 ] 杜建国.趣谈明帝避讳[J].百科知识，2007（14）：50–51.

[ 11 ] 孔广森 . 骈俪文卷 1[M]// 续 修 四 库 全 书：第1476 册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76.